★ 夏益国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农业领域真正地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实现“十一连增”；全年粮食总产量60710万吨，比上年增加516万吨，增产0.9%。但另一方面，201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1945.0亿美元。其中，出口719.6亿美元，进口1225.4亿美元，贸易逆差达505.8亿美元，创历史之最，进口的大豆和谷物占到现有粮食产量6.07亿吨的10%。中国大豆占全球贸易比重达到80%左右，全球近1/3的高粱被中国买了。
刺激农产品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农产品的旺盛需求，随着工业化发展，我国土地、水资源等约束日益凸显，粮食增产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刚性需求在短期内难以下降；刺激农产品进口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市场的农产品质优价廉，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粮价严重倒挂。因为国内粮食生产规模化水平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导致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我国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成本基本上是美国的两倍，在日益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上，我国的粮食生产竞争力处于劣势。可以预见，随着粮食关税下调，国际粮食市场将对国内粮食生产形成较大冲击。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率，提升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
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历史看，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内在要求是农业走向规模经营的内因；节约农业劳动的农业技术进步，如现代农业机械、化学农药、转基因种子、免耕法作物栽培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的广泛运用是农业走向规模经营的外因。农业内部分工日益精细化、农作物生产区域专业化和农作物生产和销售日益合同化促进了农场规模的扩大。此外，政府农业支持政策对促进农场规模的扩大也有重要影响，如美国30年代开始实施的联邦农产品计划减小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使得农业投资的风险大大下降，使得投资者投资农业意愿增加，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农业提供贷款。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减少了农场作物种植分散化，农场生产更加专业化。因为农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越高，农民越有能力购买保障性更高的农业保险，农民面临的风险越小，刺激农场规模的扩大。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大约都用了35年的时间实现了农场的快速减少和规模经营。
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后期，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滞后。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业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必然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进而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同步中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二者之间协调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但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二者关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农业萎缩、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局面动荡，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正是由于此因，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由于农业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发展必由之路，目前，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切入点
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但各种人均农业资源严重不足。2009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35亩，仅高于日本、韩国（人均0.45亩），与英国、意大利相当；户均农业耕地面积只有9.9亩，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1/3、欧盟的1/40和美国的1/400，是世界上户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传统农业落后、农民贫困和农村凋敝的根本原因，造成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趋势，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内卷化”或“过密化”。在人地关系制约下，土地更加分散化、细碎化，农业赢利微薄，农业的保障意义大于产业意义。目前，我国多数农业主产区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产业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
现代农业的根本特征在于把农业作为产业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广泛应用现代市场理念、经营管理知识和工业装备与技术的市场化、集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产业体系。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农业产业与其它产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随其它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提升，尽管农业产业有其自身的弱质性，但通过政府的政策调节，农业产业利润率也会维护大致的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助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小农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主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由此带动城市化发展。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十分低下，目前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我国农业与制造业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差距为世界之最：高收入国家平均为46.2%，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5.5%，中低收入国家是2.9%，而我国为1.3%。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土地产出率和劳均耕地面积两个因素决定，中国的土地产出率已接近高收入国家，2010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每公顷土地谷物产量为5600公斤，而我国已达5500公斤，但劳均耕地面积我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也落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如2007年高收入国家劳均耕地面积为637.5亩，低收入国家为8.55亩，而我国为6亩，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劳均耕地面积太少所致。因此，解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现代化，但首先必须从规模化入手，没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不会有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增加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农业领域真正地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举措
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解决吃饭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必须主要依靠市场，关键是要使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早期激励效应显著，但其激励效应不断衰减，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户均土地面积太少，依靠种粮只能解决吃饭问题，无法达到致富的目标。只有改变目前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现状，适当提高单个主体的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提高农民种粮收入的必由之路。但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很大的制约和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难以和土地的生产功能相剥离。国外家庭经营体制发展经历显示，只有促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把更多的农民转变成为产业工人，才能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创造条件，才能通过培育各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主体，解决小规模化生产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切入点。首先，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求生产要素集聚，便于采用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其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包括直接生产成本和间接生产成本，减少了农民的生产支出，提高农民单位面积的盈利水平；而那些将自己承包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既可获得土地租金又可以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实现留乡村种田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双赢。第三，农业规模化使种粮农民收入提高，有利于稳定农民的种粮行为。只要农民种粮收入不低于或略高于种粮的机会成本，即不低于或略高于外出务工收入，就会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市场机制能够保障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第四，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农业规模化将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永久性地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推动力。第五，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农业规模化经营是生产要素集中后的综合管理，要求从业者有更高的农业生产技艺、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强的市场意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将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中成长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